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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不知耻,为国之大耻  

2011-01-23 15:56:46|  分类: 中国之忧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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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地址:[网摘]士不知耻,为国之大耻    原文作者:玉峰

乾隆五年(1740)秋,北京死了一个石匠,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,达官贵人接踵而至,内阁九卿纷纷往吊,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。原来该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,死后留下巨额家产,又无儿女,义孙义婿争执不下,于是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,前去祭吊的官员可按品级分获500—2000两的酬谢,众官僚自然趋之若鹜。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,在丧家陪吊数天。乾隆帝闻讯为之大怒,痛斥:“身为大臣,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,九卿纵不自爱,其如国体何!”
      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。自古以来,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,为人居官推重信义、忠诚、刚直、清廉。但是,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,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,士风下流成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严重问题。有清一代,官僚士大夫们大多没有思想,没有节操,为追求荣华富贵,不惜奴颜婢膝,丑态毕现。嘉庆初,洪亮吉曾经指出“士大夫渐不顾廉耻”,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将之概括为“士不知耻”。清朝皇帝对此也深恶痛绝,试图整顿士习,提倡忠节,希望士大夫能“人各自爱”。但应该指出的是,当时士不知耻的局面恰恰是他们一手造成的,甚至可以说某些方面还是他们所希望的,清朝士风下流的每一步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。
       首先,清朝入主中原使士大夫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与明王朝一同崩溃了。尊王攘夷、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,但是鼎革之际,出卖国家、君主者得到了荣华富贵,忠君爱国者却颠沛流离,死无葬身之地,这颇令士大夫们痛苦和迷惘。戴名世在《醉乡记》中描绘的“天地为之易位,日月为之失明,目为之眩,心为之荒惑”的“醉乡”景象,正是这种是非颠倒、忠奸易位的写照;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,正是士大夫迷惘、彷徨的倾诉。在这种情况下,未失节者愈发难以保持气节,已失节者索性没有了顾虑,士风下流便无法挽回了。
       其次,清朝统治者为了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,对士大夫的独立人格进行刻意的摧残。其手段有二:其一,以清除朋党、立社为借口,以文字狱等形式,对文人士大夫大加打压。从金圣叹的“哭庙”大案开始,明史案、南山集案等层出不穷,惩治手段之残酷,打击范围之广,为中国历史之最;手段之二是以犬马待臣下,命其剪发易服,令其“朝见长跪,夕见长跪”,“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,彼将犬马自为也”。大臣们处处观察皇帝的颜色行事,稍蒙赏识,便洋洋自得;皇帝稍有不悦,便头抢地而出,另寻获宠之法。清王朝“积百年之力,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”,结果是“一人为刚,万夫为柔”。往昔立朝棱棱的士大夫如今成了一群媚态十足的奴才。
       最后,清朝官僚体制必然会造成士大夫的无耻。这一体制主要有三个特点:一是臣子的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,下级的赏罚升迁由上级决定,于是,能否获得皇帝和上司的好感就成了能否做好官的关键。而皇帝、上司又多刚愎自用、喜谀恶刚,为此,士大夫有的“日夕策马,候权者之门”,有的“甘言媚词,作妇人之状”,有的不顾年事已高,向权臣执门生之礼,甚至有人与上司的仆役称兄道弟,种种丑态不一而足。二是雍正以前俸禄极低,不足以维持官吏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,士大夫们为谋得一个效益好的职位不惜“昏夜乞怜”,“人前长跪”,而一旦谋得这个职位后又大肆搜刮。州县官贪赃一部分肥私,一部分送给督抚,督抚再拿出一部分贡给皇帝,官官相护,整饬吏治寸步难行。雍正以后虽由国家发给官员廉政补贴,但官场贪风仍旧积重难返。三是做官讲究资历,压抑了人才,消磨了士大夫的气节。据推算,若30岁入仕,官至一品,例须35年,极速亦需30年,这个年限是“贤智者终不得越,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”。在这种体制下,资历浅者“积俸以俟时”,资历深者“安静以守之”,“始进之年,而耻已存者寡矣,官益久,则气愈偷;望愈崇,则谄愈固;地益近,则媚亦益工……臣节之盛,则扫地尽矣”。
       以士大夫们的无耻为代价,清朝皇帝确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,他们出一言而盈庭称圣,发一令而四海讴歌。但是,士不知耻的后果也是严重的,士大夫不顾廉耻,百姓则不顾纲常,贪官污吏激起了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,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。
       道咸以降,国家多事,士风下流日甚一日。1911年10月,武昌城里响起了起义的枪声,清王朝终于吞下了自酿的苦酒,几个月内,上自总理大臣,下到各省督抚,都摇身变为“革命者”。1912年2月,王朝彻底崩溃于士大夫的集体背叛中。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此颇为不解,因为欧洲革命时,反动势力大多流亡国外,而在中国他们却直接投身革命队伍。面对这道“难题”,人们或许更会认同龚自珍的名言“士不知耻,为国之大耻”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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